建、沟通河、港、泾、湖、堤岸等135道，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地方的渠道，毫无阻拦地泄入海中，除掉了威胁朝廷主要经济区的一大祸害。

    在施恩于百姓的同时，孝宗继续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表现得相当明智。弘治九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向他进讲《大学衍义》，趁机揭发太监李辅国与张皇后关系甚密，招权纳贿。此事被李辅国知道后，马上报复，说王华有种种劣迹，应予驱逐。孝宗没有听信这番鬼话，反而哈哈大笑，传令中官赐食给王华，以示亲近。弘治十年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的时间过长，侍讲学士王鏊反复规劝，孝宗当时没有接受，事后却没有怪罪，而是对诱导他玩乐的太监说：“讲官指出这一缺点完全正确，是一片诚挚之情，完全是为我着想啊！”自此之后，不再到后苑游猎寻欢。为了引导大臣们踊跃进言，孝宗还经常提出这件事情，请人们知无不言。他为取消讲官的顾虑，避免讲官为此观望，不肯大胆进言，特召来刘健等人，说：“讲书必须要讲那些圣贤之言，如此直言不妨。”进而又明确要求阁臣们：“传我的话给诸位讲官，不必顾虑。”孝宗如此虚心，在明王朝历代君主中是不多见的。

    三、知过能改限制勋戚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孝宗将曾修治黄河有功的刘大夏，由总督两广军务的左副都御史，提升为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行一番改革，因此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告诉孝宗。有一次，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你几次对我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我也尽力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刘大夏回答说：“陛下以为征敛有常规，其实不然。我在两广任职，每年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这种情况，陛下可知道？”孝宗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与百姓一样穷苦不堪。”孝宗很不理解，说：“士兵平时月有口粮，出征时也有行粮，怎么会穷？”刘大夏向他报告说：“将领统帅克扣的数量，在半数以上，怎能不穷？”孝宗遂感叹道：“我做君主已经很久了，竟不知天下军民如此困苦，这也是我失职啊！”于是，下诏严令将帅不得侵吞士兵的军费。孝宗对刘大夏这样的大臣，非常喜爱，经常召他在一起商讨大事。有时与刘大夏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过长，感到十分疲劳，就传司礼太监李荣搀扶走路。有一次早朝，刘大夏立于一侧，孝宗没有看到，第二天就告诉他：“你昨天失朝了吗？我担心御史找你的麻烦，所以当时也没让人召你。”这个小小的误会，足以说明孝宗对爱臣的感情。在孝宗的支持下，刘大夏大力整顿军事。先是从核查军队虚额入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醮。孝宗看了刘大夏写的“兵政十害”的疏奏，接受了他的许多建议，不过，也有一些保留，有的因为牵扯到权贵和近倖，孝宗认为与军备关系不大，就搁置起来，没加批示。如刘大夏力主把分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但孝宗就没有同意。

    在阁臣以及六部尚书的支持下，孝宗在弘治初年对朝政加以治理的基础上，沿着改良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勋戚宦官等为非作歹，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孝宗特别予以了注意。弘治三年九月，孝宗下令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不准接受外人的投献钱财、物品。这是一场几经反复的斗争。勋戚近臣对这项命令，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并在行动上不加收敛，公然蔑视各种规定，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在京师之中大开店铺，邀截货商，收受献品，有的还在府中养了大批仆从，任意肆虐百姓。面对这种情况，孝宗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弘治九年，孝宗排除阻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