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在神宗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神宗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作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常洵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与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