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夺天下女儿以自奉的情况比较起来，堪称天壤。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京城大风，黄雾满天、黑气沉沉，凤阳祖陵又发生了地震。京师人心惶惶，人们都预感到明帝国的末日来到，朝中有的官僚已开始为自己谋求后路了。

    正月初十，李自成逼近京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思宗手拿奏疏，浑身颤抖、痛哭流涕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天下一旦失之，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听到思宗要亲自出马，陈演等大学士一个个报名请替，李建泰尤其迫切。李家住山西曲汪，为地方巨富。他表示愿出私财饷军，在山西建立武装，抵挡李自成的进攻。思宗大喜，当即决定李建泰以督师辅臣身份“代朕亲征”。

    正月二十六日，思宗行隆重的遣将礼，然后在正阳门城楼上摆上宴席为李建泰饯行。思宗亲自用金杯赐李三杯酒，过后又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赐督辅手敕》交给李建泰。在敕书里授给李建泰莫大的权力：“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遥制。不论何人，只要不服从李建泰便可以尚方剑从事。”李建泰分外感激，誓以死报。饯别后，思宗站在城楼上久久地望着李建泰远去的征尘，他把天下安危之重任全部寄托在李的身上。

    可是，李建泰刚出京，轿框就折了，朝野上下皆以为不吉利。此时，北京城外好像已不是明朝的天下，李建泰处处受阻，沿途州县根本不供给吃用。到了河北定兴，县令竟不许进城。待闻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过黄河时，李建泰慌忙撤退，带领几百名亲军进了保定，不久就在保定投降了大顺军。

    李建泰出师山西后，北京城守怎么办？全国已无兵力可抽，只好抽调在宁远的总兵吴三桂了。正月十九日，思宗指示调吴三桂回来。但吴三桂一撤，就等于将关外之地拱手送给了清王朝。大学士们深知弃地意味着什么，也深知思宗思想易反复，爱诿过，故都不敢承担责任。首辅陈演以各种借口拖延，多次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吴三桂内撤后，边民怎么安顿，费用怎么出，山海关怎么守，一直拖拉到二月底，吴三桂还没撤。三月初，大顺军已经拿下山西，逼近北京。思宗急了，才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率军入关拱卫京师，但这时已缓不济急了。

    随着京师日益危急，思宗拼尽气力支撑局面。崇祯十七年二月，户部便告称国库已经空空，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思宗下令勋戚、在京的百官捐助，以纳银3万两为上等。朱由检派太监去找皇后的父亲周奎，让他拿12万，为百官做个榜样。周奎不答应，只拿1万，太监含泪而去。朱由检听了再次派人让他拿2万。周奎暗中向女儿求救，周后给了他5000两，他扣下2000两，只上交了3000两，可后来大顺军从他家抄出现银50多万两。思宗嫂子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拿了2万，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只不过几十两、几百两而已。思宗看收不上来，便实行摊派，按衙门收。后来又按籍贯收，规定8000两、4000两、3000两不等。太监也奉命捐助、平时最富的太监如王之心等人此时也大大哭穷。折腾了一个月，共得银20余万两。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那儿共得到2000余万两金银。

    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思宗两次发表《罪己诏》，向天向臣下百姓表示承担一切罪责，下令停征一切加派，企图稳定民心，鼓舞士气，作困兽斗。但是，这时候的空言已经毫无意义。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攻居庸关，守关的唐通和太监杜之秩投降。三月十六日打下昌平，当天便有部队到达北京城下。

    此时的北京城乱成了一锅粥。京军在城外溃败，城上守者有太监亦有官军，号令不一，兵部、五军都督府、还有太监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没有个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