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神州大地，内里是“大乱将起，悲风骤至”，外部则西方列强乘坚船携利炮，频频叩关。终于破门而入。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谓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得官做，小官则可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不过最初规定花钱买官者只给虚街，不予实授，捐官者单有官之名号，并无官之职责，当然也无俸禄，其实是花钱买个荣誉虚衔。自嘉庆朝起，国库空虚日甚一日，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需费用及治河、赈灾等处处需要开销，于是捐例大开，朝廷把卖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财源，虚衔实缺兼卖，以广招徕。捐纳实缺和科甲出身为官者在职权、俸禄方面一般无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渐渐实缺不够，则又创出“候补”名号，每月在吏部抽签一次，分发到中央各部或各省听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道光身为皇子之时，对此就有所了解，认为官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皆与捐纳制度有关，称帝后即决心除此祸患。但是，在与朝廷重臣筹商废除捐纳制度时，朝臣皆以为“军需、河工、赈灾，处处需费浩繁，时下国库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纳一项，未便全废”。

    面对朝廷诸臣的一致反对，道光只好作出让步，但废除捐纳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颁诏谕令天下，要各地嗣后严格捐纳制度，毋得滥开捐例，“其现任官员，一概不准加捐职衔，永为定例”。道光对花钱买得官做的人，始终感到厌恶，总是放心不下。每当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觐见，临行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嘱令其要对捐纳出身的官员多加注意，谓“捐班之员，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有钱不作他图，倾其所有以求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实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务须从严究查，多加防范”。

    在设法整顿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过程中，道光逐步认识到，“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官场之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头有关，因而警告官职显赫的重臣和宗室贵族，要他们时时记着乾隆朝的贪相和珅，晓谕鼓励天下臣民大胆告发侵公扰民之官，从重惩治上层不法官员。道光七年，有人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财。道光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张天成之所以敢横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对张天成及有关地方官依法惩处外，谕令将英和“革去协办大学士和理藩院尚书之职，夺回紫缰”（紫色的马缰，系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一种特殊荣誉标志）。随后又令“交部严加议处”。对地方上一些官吏的违法行为，道光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道光十五年，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择手段诱娶此女为妾，满足兽欲后，又复辗转售卖，捞获重利。后经人告发，道光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道光怀疑属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审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结果，而上司所以如是，少不了是平时收受贿赂。于是，传谕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议处。

    澄清吏治，侧重于上层，道光一直坚守不渝，即使宗室贵族、皇亲国戚亦不例外。

    道光三弟惇亲王绵恺，年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不知何故（或许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与宫内太监张明德私相往来，违犯皇室家法，因此道光七年被降为郡王衔，革除一切职务，并受到严厉训斥。后来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一度又复亲王衔，得授“内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头衔。谁知时过境迁，绵恺又旧念复萌，将宫内太监私藏于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