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1881年，东宫慈安太后暴卒，西太后完全掌控了朝政，也完全掌控了光绪帝。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兴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龢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翁同龢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龢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对师傅的讲解听得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龢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关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龢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析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经是17岁，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垂帘听政”名义上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