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