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