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而以王爷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们则要他留在北府，争取恢复优待条件。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极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在纷纷嚷嚷的吵闹声中，溥仪以为上策是先寻得安全自由的栖身地，然后再徐图大计。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北府这座束缚他的牢笼，甩掉那批无用的王公世爵。于是，他和陈宝琛、庄士敦、郑孝胥、罗振玉等几位师傅和“股肱之臣”秘密定计，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进德国医院，逼走“王爷”派来监视的随员，急急忙忙钻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在使馆里，溥仪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泽夫妇极为“热情殷切”的招待。公使为这班前清皇室及随行人员腾出一座楼房，并倒出礼堂，大肆装点布置，为溥仪19岁寿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虽然在外国人的使馆里做寿使他伤感，但隆重的庆祝仪式和庞大的祝寿队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发誓，要为“恢复祖业”大干一场，这次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想不做，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馆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严密“保护”前往天津，准备在那里从事实现理想中的大事业。

    到天津之初，溥仪一度仍打算出洋，可这时吴佩孚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向他磕头问安，他因此认为还是在国内才有可能推动复辟大业，动摇了出洋的念头。

    自吴佩孚上书称臣，张作霖磕头问安之后，溥仪联想张勋利用辫子军拥立自己的再度登极与退位，这一次的被迫出宫，以及当时中国与军阀混战密不可分的政局变幻，以为武人固然可恨，不过没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宝”无异比登天还难。因此他决心改变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数年，他“降贵纡尊”，凡上门求见的大小军阀，一律不用再行叩头礼，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与常人一般平起平坐；凡表示愿为“恢复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残匪败兵，他都有求必应，花费大量金钱财宝加以笼络。

    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驻津7年，他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另外还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以3600元年薪雇用奥国流亡贵族到欧洲各国游说；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复国”（指推翻苏联政权，恢复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复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是自“北京政变”以来，一直把他当作“皇帝”加以“保护”的日本国。

    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制造了令溥仪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劝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麟，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溥仪认为“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不惜一切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