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3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恩赐给他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同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