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铭，一九五一年生于香港，学成于香港工业学院，一九七五年移居加拿大，未能学以致用，改行投身餐饮行业。辗转就职于多伦多数家著名餐厅。一九九二年来到中国大陆，先在金牛苑集团管理的上海绿谷别墅任经理，后至半岛集团管理的北京王府饭店嘉陵楼餐厅任经理，自一九九四年元月一日起，受聘于锦江集团管理的北京昆仑饭店，官居餐饮总监，成为锦江集团所属企业中职位最高的外籍雇员，任职凡八个月。于九四年九月八日在山西五台山亡于车祸。

    聘用外籍员工在国有企业担任高级的管理职务，无疑是一种尝试和一场赌博。昆仑饭店从九三年下半年开始，客源结构由低向高的转换速度出人意料，对餐饮水平的提升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到了九四年年初，除了上海风味餐厅因前有吴春兰，后有赵仁良，仍然一枝独秀外，只有四季咖啡厅的生意随着商务散客的大量涌入，应运而生。而锦园餐厅和“三十年代”夜总会残损待修，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日餐“桔泉”，在开张之初依仗名厨马场正宪主政，曾辉煌一度，之后数年，一蹶不振。在它的对面，丝路餐厅的火锅在九三年火爆了片刻，同样每况愈下了。两年前还盛极一时的宴会部，也如同一位过气的明星，如果没有新的包装和新的出品，面临的将只能是受众的冷淡与弃离。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冬天，沈家铭在加拿大做了短暂休假，匆匆回到北京，显得有些紧张地坐进了餐饮总监的办公室里。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冒险，一九九〇年我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任总经理时，曾经聘用过一位意大利籍的餐厅经理，由于他和本地员工日甚一日的矛盾冲突，那次“引进”不算成功。这使得我在考虑沈家铭的聘用时，心有余悸。正常情况下，在个别薄弱的岗位聘请外籍员工，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专业的经验和成熟的操作，但同时也会带来麻烦。这些外国人，包括沈家铭这样的“假洋鬼子”，进入我们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将面临两种文化，两种体制的激烈冲突、国企的工作习惯，管理模式，人际关系，他们能不能适应，谁也不敢保证。

    所以，这个职务对于沈家铭来说也是一次冒险。在他四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两年是在中国大陆，而且是就职于外国公司管理的企业。昆仑饭店对他毕竟太陌生了，他只身一人从另一个世界走来，他在这里的孤独几乎注定。尽管每个人都在回避冒险，但我还是在一九九三年的腊月三十那一天，心存犹豫地同意人事部与沈家铭签订了聘用合同。

    合同规定：乙方到职后，需经三个月试用期，在试用期甲方有权提前十天通知对方终止合同……

    八个月之后，沈家铭死了。

    沈家铭死后，我听到和看到的，是很多很多的惋惜之声和怀念之情，这让我在悲伤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欣慰，因为这证明他确实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他那么迅速地接受了我们的许多习惯和原则，接受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程序。他和很多干部——北京的和上海的，同级的和下级的——混得很熟，成为大家当中的一个。在这八个月中，我能感受到他行事的谨慎，和对融入我们这个集体的渴求。

    在这里我不能不为我们这个集体拥有这样的包容性感到骄傲。在沈家铭适应我们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适应他。我们很多人真诚地给过他温暖和支持，对他的缺点则表现出必要的谅解和耐心。

    八个月来他做了什么呢？他使宴会部的厨房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且开始着手灶具设备的更新换代。沈家铭计划在九月至十月间推出全套新的宴会菜单。桔泉餐厅正式更名为东京料理，改善了厨房和前台的管理，出品和服务的质量明显好转，营业额数倍增加，新设的寿司吧也告成在即，大有再度辉煌的势头。丝路餐厅更是脱胎换骨，摇身一变，由敦煌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