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的写作

    我生长的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当时《红岩》、《林海雪原》等一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很深。我的那个年代文字一旦印成铅字，就成了真理，很神圣。直到后来我在小报摊上买到一些低级小报，什么都有，我就开始彻底转变我的观念，我想我写的肯定比那个好。

    我这样想，也这么做了。1982年，我写了第一本小说。

    写作的1982年赶上新时期第一拨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的尾巴。我自己由于家庭影响、所受教育，强烈有感于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对个人生活，特别个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我的与那些伤痕小说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正面，结局也很完美。我也写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别乐于并自觉地写了政治风云对个人命运的主宰与影响。

    谈、

    写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毒品这块。

    写缘于几年前看到一部反映禁毒的专题纪录片《中华之剑》，里边有一个专搞化装侦查破毒品案子的公安民警。由于破的案子多，他的身份逐渐暴露不宜在原地原样生活，只好由组织安排他和他的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镜头前的那张脸被遮蔽上马赛克。看到这，我感到强烈震撼：谁能想象得到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类人呢？后来在写时，我想起这人，并把这个人物变成年轻美丽的女性——安心。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我当过警察，肯定搞过禁毒，所以把贩毒分子和吸毒者写得那么真切。其实，我写最初是国家禁毒委的同志约我写个禁毒题材的小说，我就写了。当时我连什么叫海洛因，什么叫大麻，都不是特别清楚，对毒品的知识基本是空白，我没缉过毒，也没去过戒毒所，我全部禁毒知识来自《青少年戒毒教育》手册、《国际戒毒指南》和我国的戒毒法。从这些书中，我了解了毒品的分类、吸毒人员的分布、吸毒程度的确定、吸毒的危害等等，了解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感觉非常恐怖。基本上握了毒品知识，写出来不会太外行或出技术上的错误。一些我的同事看了后都说，一定要给他孩子看。倒不是艺术上怎么打动他，而是觉得他孩子看了后再不会碰毒品了。

    谈

    里的林星的选择可以叫大义灭亲，但是大义灭亲要看灭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偏吴长天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甚至在很多方面是道德楷模，被很多人看作成功的偶像，这时的大义灭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小说的俗套了。作家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把吴长天写得很坏再大义灭亲很容易，但我不希望这样来解释生活。这种复杂性也就是我的作品与一般商业小说根本的差别所在。不过吴长天还不是最典型的，这样复杂性的人物在我笔下迄今为止最典型的应该算是中的毛杰。年轻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善解人意和对爱情的执著，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罪犯，这份复杂的情感判断会更令读者和观众下不定决心。

    过去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而现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都有不同的道德。我的作品只是如实反映了这种道德标准的混乱，并非有意借关于道德标准的争论制造商业性。

    谈

    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相比长处在知识与能力上，短处则表现在面对个人利益时比较自私。现在是一个信仰不足的商业时代，而独生子女的一代又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他们用不着学孔融让梨了，因为从小就没有这种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跟我们肯定存在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前不久我听到一首歌唱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这里面包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令人震惊。如果我笔下的年轻人暴露出种种道德上的问题，也许和我平时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私德是大于公德的，儒家道德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