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位跟一定程度的节制是有关系的，你用什么东西差不多就行了，有些东西适可而止，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才好。

    寻找富贵感的人，他的装修通常是以加法为主的，而寻找品位的设计必须加减乘除都有。我们在很多地方是用减法，不但要减，还得除呢；而有些地方不但要加，而且还要用乘的方法来加。其实，简洁比繁复要难做得多。简洁不是简陋，越是简洁的东西，材质和做工越要精致。凡是简洁的设计精品，其造价大都极其昂贵。像我们那个中式的上海餐厅，看上去雕龙画凤，其实造价很低。因为线条多，平面少，漆也可以用亚光，用混油。一用混油，木材就可走低价位；一做亚光，对漆面平整度的要求就不用太高，即便木材本身不平，只要不反光，凹凸感也看不出来的。如果做亮漆，对材质和做工的要求就要特别严格。为了节省，我们常常只能在细小的、局部的装饰面上做做亮漆，这样就必须用加线和雕琢的方法，将大的装饰面化整为零。装修使用什么工艺甚至选定哪种风格，往往要和造价相配，不是什么好就可以做什么。何况我们的设计通常是在原来既定的空间内进行，必然受原空间面积、形状、承重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

    在投合部分消费者寻找富贵感觉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设法引导他们逐步接近更好的品位。当我们创造出一个高尚的环境以后，这个环境对人的欣赏水平会有提升的作用，甚至对某些不雅行为会产生一定约束的作用。一个高雅端庄的餐厅能够生发出一种特定的气质和氛围，这种气质和氛围足以笼罩每一个光顾的客人，使少数人几乎不可能在此大喊六六六啊、三五九啊地猜掌划拳。环境所凝聚所彰显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上流社会这个词在汉语里也是有的，但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西方传统意义的上流社会。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说的上流社会，大概指的是有钱人和有地位的人，即所谓富者和贵者，这和西方上流社会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西方有钱人不一定是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成员还需要品位和文化。中国确有个别暴发户腰缠万贯，但既不会恰当地穿衣，也不会文雅地交谈，在公共场合常常放浪无形，对为他们服务的人总是吆三喝四；他们崇尚挥霍，一掷千金，用钱于显眼之处，举止行为既不符合传统的东方礼仪，也不符合国际社交场合通行的西方礼仪。过去我们还曾在电视上看到，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中，比如在金鸡奖金鹰奖发奖大会这类文坛盛事，这类非常仪式性的场合中，个别明星竟然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穿一件很脏的t恤，或一件套头衫和一双凉鞋，就上台领奖了，他们也许觉得越邋遢越蔑视礼节越像真正的文化人，其实非常谬误。我们知道国外很多明星更加放浪形骸，但哪怕是在这个以叛逆为荣的时代，逢有这种场合还是要盛装出席，或者穿戴适合于这种场合的服装。在西方礼仪上，这不仅仅是有没有品位的问题，而是对观众，对颁奖的人，对所有嘉宾是否尊重的问题，是礼貌问题。人们的互相尊重，当然也体现在仪表、装束和行为上。西方上流社会的人通常是不会到秀水街这类地方去买假货买盗版的，而我们有少数富人则百无禁忌，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形成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西方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其实也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历史上的上流社会是靠血统、财富和武力形成的，现在则要靠教育和知识形成。现代的社会共识是以文化高低衡量贵贱，物质财富可以多种渠道快速占有，而文化品位则需要长期学习逐步打造。21世纪之初的上流社会又明显参杂了大量“布波”倾向——既讲究品位又反叛创新；既追求传统又不拘传统。过去的上流社会是用奢侈品来装饰的，现在的上流社会恰恰重质量，不张扬，反对暴发户式的欲求，崇尚低调和实用。正如亚里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