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相信一切结果都必与其初始条件紧密相关。X兄的血从不平静，对善有着充盈的爱，对恶有着切齿的恨，且其诚实、善思亦少有人能比。所以我有时想，信仰不能仅仅出于善好的初衷，不厌其烦的思辨与言说我看更是重要——信仰的逻辑，非听听那些大师的说道而不能清楚。我相信，理性的尽头才有好的信仰，理性和信仰绝非火与水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相得益彰的关系。

    当然，有可能都是我想错了，或误解了，或听得不全因而理解得片面了。

    写多了。因为这些事常常还是我的谜团，与其说是给你写信，不如说是昨晚的电话之后，我觉得又需要把自己理理清楚了。但是真的清楚了吗？常常怀疑。所以写给你，看看有哪儿错了。信仰之事，看似简单，却常混乱，倒应了那句偈：“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常想这会不会是魔鬼为人设下的最根本的迷局，以便在与上帝的赌博中取胜？如今再想《浮士德》才觉歌德之伟大，才想到他可能是说：这浮世之德，太可能去投在糜菲斯特麾下。

    此信所言，勿与X兄说。他正一心练功，不可打扰，把病治好是当务之急，信仰之事暂可不论。那天他还说：信此就要拒彼，否则彼长此消，反为其乱。我觉得这里面又有问题：功若为信（仰），医为（技）术，二者就不可比，怎会彼长此消？信者，都不坐汽车吗？只有信仰可与信仰比，只有信仰当言持一；且信仰的持一恰是相对偶像而言，唯偶像可以破坏信仰、把信仰引向歧途——比如造人（或物）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