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你又一次的来时还是一无所有，你怎么确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呢？你是在来了之后，经由了种种“那侗或“那史”之旅，你才成为了你（我才认出了我）的。而这再一次证明，人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发”。“作为一个整体出发”，死本来是没什么可怕的，生是充满了超越的欢愉的，虚无是一件扯淡的事，犯不上为之无奈的——远古之人大约都是这么想，生来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宗教的起源处总是充满着感激的。那时人们所怕的，大约只有自己与群体的割离，譬如音符之于音乐的跑调。所以最初、乃至今日的种种惩罚，根本在于隔离，尤其是心灵的被强迫隔离。而这些可怕的事，现今的人们倒一点儿都不怕似的。

    人类或也终将消灭，但“有”不会消灭；那么，就必然会有另外的生命形式，或另外的存在者——存在并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他们不叫人也行，他们叫什么都无妨大局。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向往和疑难，料必跟我们大同小异。因为，大凡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都必有限。因为，“有”的被创造——无论是由于上帝还是由于“大爆炸”，都无非是两项措施。一、分离，而成就有限之在。二、有限之在，必以无限为其背景。这两项措施，导致了两项最根本的事态。一、人生的永恒困境；这困境尤其要包括没，由心灵的分离进而造成的相互敌视与防范，这使得一曲天籁般的音乐噪音充斥——在现代，我看这主要是价值感对人的扭曲。二、正因为困境的永恒，人的完善也就有了无限可能；这完善尤其体现为，以心魂的相互寻找来回归那天籁般的音乐。

    昨晚零星地听见几句你与希米的电话，透析后太累，没插嘴，后来就睡着了。今天她走得忙，也没再说。你们好像说的是一个极老的问题：形式和思想。其实我当然不会轻视形式，没有形式就谈不上文学。我主要是想强调：没有思想，形式从哪儿来？尤其是新的形式，从哪儿来？更尤其是恰当的形式，从哪儿来？我最怕人说“从生活中来”以及“从现实的生活中来”，这等于是说“我是我亲妈生的”，最多算句废话。

    好的形式必然包含着好的思想，好的思想却未必就有好的形式。——这句话，有人用来证明形式（以及技巧之类）是第一位的，我却以为恰恰证明了思想在先。这问题好像不用多说。比如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之前必是没有这一形式的，那么它从哪儿来？再比如恰当的形式，其恰当是对什么而言？

    美术最讲形式，或其本来就只表现为形式（形式即内容），所以特别反感用思想来编排它。高明的画家，绝不会是画思想，而是画感觉，画感受。但即便如此，画作的背后还是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支撑，与引导。不同流派，其实是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一说思想就看见开会，就听见理论和宣传，是历史的误会。即便谈论技法，也常是说它如何如何恰切，或意想不到地达到了某种效果。什么效果？不管什么效果，都一定是符合了某种预先的期待。什么期待？无论什么期待，只要不仅仅是卖钱，就必然——或直接，或绕着弯子地——联系着思想。思想可以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不太有说服力，但它确凿是思想不是别的。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思想，是因为现在的写作（或文学）太过轻视它、误会它，而更多的关注是对着技巧，什么转承启合，什么张弛有度，或靠花嘴花舌赢得潇洒，或以某种固有的词汇与句式标榜“美文”。好像一切都不过是娴熟与否的手艺，愉悦而已，忘忧就行，谁真往心里去谁是傻瓜。相反，好朋友一块说说话，倒是能道出很多真切的心愿与疑难，这心愿与疑难，或不如“美文”好看，或不能赢得广泛的读者。我忽然明白，当今的魔障最要归因于价值感。媒体又这么日益发达，声名又这么日益获利，疑难几乎没脸再见文学。可仔细想想，现而今，似乎只剩下“疑难”一词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