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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开春我走出西客站时，再次意识到自己成了个无处落脚的孤魂野鬼。我在团结湖集体宿舍住了一夜，求助次日到京的李皓，在他那里借宿几天。

    半年前，李皓到位于西三环赛迪大厦附近一家信息公司打工，不得不从两个小时路程之外的大屯搬到六里桥。这一带盲流涌动，脏乱差。一些建筑物、铁护栏、围墙上悬挂着字迹粗砺的法制标语，包含“严厉”“狠抓”“打击”字眼；带着红箍的“白发小脚侦稽队”或闲坐或闲聊或打盹或四处游弋。这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势不由让你心发虚头发麻腿发抖，任何乱说乱动的念头瞬间被掐灭在萌芽状态。

    李皓新“家”紧挨京石高速，离最近的公交站也要步行二十分钟，这一段路上，刚刚躲过几处查暂住证的，又被中巴车拉客的纠缠：“保定保定，您去保定吧，上车就走哩。”

    我们一边突围一边说：“俺刚打保定来哩。”

    更可怕的是噪音，昼夜不停的大卡车大客车吵得人心浮气躁神经衰弱。

    李皓节后第一天去上班，我也去跟着去，一是上网查邮件，二是网上找房。当李皓打开门，吓傻了。办公室空空荡荡，连写字间隔断也拆了，只有地上散落的一个空纸箱和一些垃圾。——老板跑了！李皓怒不可遏，猛地踢了空纸箱一脚。李皓拿出钱包，取出一摞欠条给我看，不止一公司欠他钱，最少的欠三千，最高的就是这老板，欠九千块，三月工资！我埋怨他：“吃一堑也得长一智，你咋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几次呢？”

    “我傻逼啊我。”

    “你还说过你老板不错呢，儒商啥的。”我忍不住笑。李皓一手捂脸，一言不发，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我安慰他，“人在江湖漂，怎能不挨刀？赶紧想办法吧。”

    “等同事们来了再商量。”

    员工陆续来了，气晕了。有说报警的，有说找劳动局的，有说找媒体的，统统被否决了。李皓说：“我们谁也不找，就靠自己，关键是咋找到他。”

    高个男说：“手机关机，家里电话断线，哪儿去找？”

    娇小女说：“我们可以去电信局查。”

    矮个男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只有警察才有权查。”

    娇小女不信，打电话问114，她刚说了个意思，对方就不耐烦地说他们没那业务。

    “知道他住哪儿？”有人问。李皓说：“只知道大概，广安门，他每天自己开车上下班。”

    高个男说：“要不我们去蹲守？操他丫的。”

    马上有人觉得不可行。那么大的地方，车流如潮，海里捞针，就算你发现了，也没机会靠近。高个女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们就活该倒霉啊？几个大老爷们赶紧拿主意啊。早知道这样，该每人抱台电脑。”

    几个大老爷们蔫了。半晌，娇小女子叫起来：“有啦，有啦！”

    几男笑起来，矮个男问：“什么有啦？产房传喜讯啊？”

    “都啥时候了，还胡说八道呢。”矮个女孩拍他一巴掌，问，“你们缴过电话费吗？发票上面有家庭住址，我们知道他家电话，可以去银行给他缴费。”

    高个女惊呼起来：“嘢——，女福尔摩斯啊！我们咋就想不到呢？”

    李皓尚有顾虑：“每次缴费时，银行都问房主名字，万一他这房子是租来的或者他已经缴了，都没戏。”

    众人又泄气了。还是娇小女子有主意：“我家附近的银行我都混个脸熟了，刚开始还问，现在不问了。如果问，两种可能：先说老板的名字，至少还有一半几率；房主不是老板也不怕，我就说帮他缴的，大不了走人——换一个储蓄所再问，北京成千上万家储蓄所，我就不相信没粗心大意的，我就不相信找不出来这骗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