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杂志要抓住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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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注定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首先是合同问题，笑眯眯的吴爽用“试用期”这个理由婉拒了。在我们的压力下，总算将试用期由三个月压缩为两个月。惟一豪爽的是及时解决了我们的出入卡饭卡和名片问题。

    还是这个笑眯眯的吴爽，这边录用了我们，那边又答应了另一个团队。夏一帆去和她交涉，吴爽含含糊糊，说什么试用期多几人也没关系。反正她开工资，我们也没现成的摄影师，就没再计较。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对矛盾：两个团队之间的主要矛盾和两个美编之间的次要矛盾。

    选题矛盾常常成为主要矛盾的导火索。创刊号的选题会异常扯皮，凡是一方提出的选题，另一方总是微笑着拆台。吴爽一会偏向我们，一会偏向对方，最后索性如钟摆保持等距离摇摆；我们眼巴巴等她拿主意时，她总是笑眯眯地留下悬念：“各取所长嘛。”

    双方都被这位主编弄得晕头转向，只好各怀鬼胎各取所短。小小杂志社，搞得跟联合国安理会似的。我不想玩了，还没等我开口，夏一帆就说：“哥们，我知道你整天想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做山大王，可是这节骨眼上，没你孙大圣在，这经咋取啊？”

    他一阵软磨硬缠，其他人轮番苦劝，只好偃旗息鼓。

    杂志方以试用期为由迟迟没租房，苦不堪言。我住的最远，每天早上五点闹钟一响，弹簧似的起床，披星戴月出门，迷迷糊糊倒几次车才折腾到，半天缓不过气来。晚上回“家”时，要不是天空顶着黑锅盖，又能仰望星空啦。和绝大多数媒体都不一样，居然要坐班，考勤，哪怕迟到一分钟也记录在案。那个更年期末期症状的办公室主任，面目和原则性都如同木乃伊，毫不通融。她从一西北小县城的下岗教师，折腾到京城坐上如此高位，没理由不珍惜。

    一天，我在北宫门倒车，刚下车，一辆自行车从站台和车体间狭窄通道猛冲过来，女人的尖叫中，我被撞倒在地。我还没醒豁，一人体“啪”地摔压在我身上，差点没让我粉碎性骨折。这人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弄得我几乎窒息。挣扎一看，面目狰狞的重量级悍妇。我顾不上疼痛挣扎起来，去扶这个沙袋一样的女人，她顺势抱住我大腿，我奋力挣扎未果。围观者们以撒网捕鱼的速度包围了我们。公交司机下车挤进来，简单查看了一下，确认女人没伤着，让女人松开，女人不听。司机呵斥她：“你违章再先，你撞了别人还有理？”

    旁人也数落她，有个对我耳语，专门讹钱的。女人坐地上紧抱我大腿，就像抱住一尊财神。我咆哮起来：“搞清楚，是你撞了我！到底想怎么着？”

    “看病！赔车！”她好像得理不饶人了。

    “你摔我身上你还受伤了？你这车都破成这样了，白送人都没要。”

    “我要看病，我是内伤，要全面检查，要住院，还得误工。”她嚷嚷。

    听口音也是来北京“发展”的外地人，我更起疑了。公交车上的乘客催促司机开车，司机走前让我甭理她，要不就报警。我并不想报警，那只会把事情弄复杂，我可不想再去那个铁笼子里留置二十四个小时。在这个最牛逼的城市里，我早已意识到自己卑微如蝼蚁，当务之急是尽快脱身。我一边盘算着一边问：“你到底想咋样？我还忙呢。”

    “赔我一千块。”

    “一千也太狠了吧，我最多给你一两百块。”心里有底了，我观察周边地势，决定突围。

    “八百。现在就给我，别想跑。”

    “这是做生意啊？”

    “那就去医院。”

    “我身上没这么多现金。”我掏出钱包翻给她看，我这小农习惯把小钱放几个兜里，大钱放一个兜里——股市。这母夜叉想得倒挺周到：“前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