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惬意。

    在这座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里，夏英杰和方子云也称得上是知名人士，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尽量避免熟人的打扰。同时，也只有这种环境才可以说明谈话主题的规格和严肃性。

    方子云拿起那瓶“剑南春”酒好一阵欣赏，先吃了一口凉菜，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情不自禁地说：“好酒。”

    方子云自斟自饮，连喝了三杯，把空杯往桌上一瞰，这才说：“吃了，也喝了，就由不得我了。你我同事三年彼此都了解，不必兜圈子。你有什么动机那是你的事，我无意成全你，也不会坑害你，我只遵循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之前我反复考虑过了，因为宋一坤这个人不是用好或坏就可以说明的，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一件不该说的事，但有一个条件：无论今后发生什么变化，这件事你只能烂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

    夏英杰郑重地说：“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方子云点点头，他摸出一支烟慢慢地点燃，慢慢地抽。事关重大，他需要稳定情绪。许久，他开口了，“宋一坤是因偷税罪被捕的，但他并没有偷税，偷税的是别人。他是因为有人举报他才被捕的，但根本没人举报他，举报他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个把自己策划进监狱的人。”见夏英杰不语，方子云倒上一杯酒，但没喝，接着说：“宋一坤是上海东方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被捕前半个月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便秘密去了上海，在上海只待了几个小时，那封偷税二十万元整的举报信是他亲笔草拟的，由我抄写一遍。我把匿名举报信投进信箱后当晚就离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夏英杰心里暗暗吃惊，甚至感到恐怖，她好像看见一个物体在从容地下沉，沉到普通人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触及的深度，而这深不可测之中却蕴藏着可怕的锋芒和能量。

    夏英杰屏住呼吸沉思了片刻，紧张地问：“是什么样的需要使他必须到监狱里躲起来呢？”

    “不知道，或者说不该我知道。”方子云回答道，“一坤有他做事的章法，举报不法行为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个界线，他事先已经给我划定f。”

    夏英杰领悟地点点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感慨地说：“看得出，他是把你当成真朋友了。”

    “一个不成器的穷朋友。”方子云刻意地补充一句。

    夏英杰想说“不能以穷富论英雄”，但没有说出口，因为方子云已经打算弃文经商了，目前只是个时间问题。时代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在改变，眼前这个曾立誓要固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前卫诗人，终于也动摇了，要下海、要发财、要做一个俗人。夏英杰从这位诗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不知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他是不是黑社会的？”夏英杰问。

    方子云哈哈一笑说：“你想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真正说起来宋一坤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红军，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叶红军对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早就出国了，先是在奥地利，后又移居意大利。”

    夏英杰又问道：“宋一坤为什么要离婚？”

    “为了一句话。”方子云饶有兴致地说，“邓文英有一次在气头匕说出厂一件一坤不知道的事。她说，别以为当初是我要追你，看上你的不是我，而是找爸爸。她父亲是省交通厅长。”

    “就为一句气话？不能成立。”夏英杰说。

    “当然，那只是个引子。”方子云说，“我以为，邓文英始终摆脱不掉的是那股居高临下的俗气，可能是他们婚姻基础的致命伤。”

    “那么，宋一坤是什么背景呢？”

    “穷山里穷村子的穷孩子。”方子云感慨地说，“论学历、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一坤是无法与邓文英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