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深秋时节。

    天渐渐冷了，秋风吹动满地飘落的黄叶，卷起一阵阵尘土，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夏英杰怀着一种比秋色更为苍凉的心情，以个人的名义第五次来到上海。

    这一天，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明天就是宋一坤出狱的日子。

    过去四个月里，夏英杰曾四次秘密去上海，她成功地瞒住了家人和单位，没有人知道她的意图和行踪。为此，她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她必须马不停蹄地在旅途中奔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也争取使用最少的活动经费。她不能让后院过早地起火，也必须合理地支配她那点有限的积蓄。

    然而，四次探望宋一坤，事态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每次见面都显得机械、生硬，客气之中三言两语了事。更有甚者，宋一坤竟然连她的名字都不曾询问过，他不想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这不是个好兆头，或者说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宋一坤的缄默是出于自卑？出于傲慢？还是出于戒备？似乎都不成立，难道他不是人，夏英杰找不到答案。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非常愚蠢、荒唐，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小丑。然而，她不是一个容易动摇的女人，虽然她一直无法明确道出究竟爱他什么，但这个男人身上肯定有一种东西是她所渴望得到的，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来上海之前，她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充分估计，她自信有办法，有能力控制局面。尽管她心绪不佳，但是她告诫自己：冷静、沉着，最后一刻见分晓。得一人者得一生，这是聪明女人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战。

    夏英杰在旅社中度过了失眠的一夜，她把该考虑的问题重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最后把思路落在邓文英身上。她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来，那将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甚至包含着火药味。

    躲是不行的，应该沉着、从容，把被动转化为机会、资本。

    天刚亮她便起床了，八点钟，她退掉房间步行来到看守所。

    大门口，三辆轿车沿路边依次停放，一辆白色豪华“皇冠”，一辆黑色“奥迪”，一辆红色“桑塔纳”，有七八个男人站在路边。夏英杰还是第一次看到看守所门口的这种景观。

    她一个人在马路的另一侧站着。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过马路朝她走来，这人西装革履，戴着眼镜。他打量着夏英杰客气地问：“请问，是夏英杰小姐吗？”

    夏英杰警惕地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人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坤哥的朋友。听说你每个月都来看坤哥，可是不凑巧，我们一次也没碰上过。”

    名片上印着：上海梅克林酒家经理赵洪。

    夏英杰问：“那些人都是来接宋一坤的？”

    “宋一坤？”赵洪一愣，随后看着夏英杰笑着说，“你口气不小哇，坤哥身边直呼他名字的人，还真是不多呢。”

    夏英杰心里微微一震，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宋一坤的威严。同时她也意识到，宋一坤的朋友不仅只是方子云一种类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没什么，也许你本来就该例外。”赵洪说，“夏小姐，你在这里不太方便，请到车里等吧。”

    夏英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是担心邓文英来了以后发生冲突。于是说：“谢谢你。我站这儿挺好。”

    赵洪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宋一坤终于出现在看守所的门前。在经历整整一年的铁窗生涯之后，他平静地走出来，走过大铁门，步入自由的天地。他的神态不像是在迎接自由，更像是刚刚完成了一项使命。深秋的早晨有些凉，他穿着的蓝色中山装外面还套了一件棉背心，那样子不伦不类，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