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宋一坤问。

    叶红军点点头，然后朝饭馆里喊道：“老板，下一碗面条，要大碗的。”

    宋一坤赶紧加上一句：“记我账上，我请客。”

    两个人的服装，两个人的语言，特别是宋一坤极认真的一嗓子，在旁边的人看来的确是有点滑稽，坐在旁边的客人们都忍不住偷偷地笑。

    对于叶红军而言，他毕竟背叛了宋一坤，心理上总会有些障碍。然而见面之后的几句话里，他的那点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他感到过去的事情非但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反而使友情更深、更纯了。

    吃过饭，两人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叶红军笑着问道：“你猜，刚才那些人笑话我们什么？”

    “老土。”宋一坤回答，又说，“你该事先来个电话。”

    “那样不符合你的设计。”叶红军说，“你去机场接我，大知道后面有没有眼睛盯着你？还是谨慎一点好。你克扣了我的粮饷，我来向你讨还公道，你我是对立关系。”

    宋一坤自嘲地笑了笑，长叹一声说：“现在的日子，难啦。如果我就此罢手，损失太大了，王海和孙刚放不过我。如果稍不留神被警方捉住尾巴，政府放不过我。如果我得罪了意大利人，罗马方面也不会放过我。眼下真的是四面楚歌了。”

    “你认为值得吗？”叶红军问。

    “值得，当然值得。”宋一坤回答，又问，“意大利人是怎么跟你谈的？”

    叶红军说：“谈话是在晚上，地点是一家酒吧里。我一听到你要扣我一半酬金，眼睛都瞪直了，气急败坏地说，我找他姓来的。我认为表演得还可以，另外还打碎了酒吧一只杯子，赔了一点钱。”

    回到家里，宋一坤去厨房烧开水准备沏茶，叶红军找了双拖鞋换上，舒服地坐在客厅的方桌旁。桌上放着几本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和一些稿纸，钢笔压在稿纸上面，摘纸上写了几段文字。

    叶红军拿起稿纸看了起来，写的大概是随笔之类的内容——

    中央又讲政治了，不是说过去不讲，而是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关系到政权了。中央讲政治，阿杰也得讲政治，不讲不行，不讲就没出路，因为她的读者在中国，生存基础在中国。讲政治，就得讲人生观，讲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讲精神境界。政治，阿杰是讲不好的，因为她不在那个权力阶层，领略不到那个阶层的利益和感受，但是她可以讲人生观，讲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讲邪不压正的精神境界。所以这也是讲政治。

    另一张纸上是这样写的——

    道，规则也，规律也。又有正道，邪道。古人所讲的道，是正人君子之道。现在不同了，社会进人了法制时代，法律范围之内的空间统属于道的行为。

    现在来看，此道也非“真道”也。在国家体制转轨时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会出现一些盲点，盲点就是空子，就是暴利。如今国有资产的总负债率为67％，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就是说，国家体制对经济规律的几十年的欠账不是一课就能补齐的，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利用“盲点”取财本质上是乘人之危，虽然符合法律范畴的道，但充其量也只是智者之道，距君子之道尚差一个境界。

    施德于商，真道也。

    叶红军心里暗想：宋一坤的性格有着很深的生活背景，他自小失去母爱，父亲是穷死的、累死的，他能上学在那种穷地方应该算个奇迹，他对生命的理解要比一般人更深刻。从他本质上讲，他追求一种境界、一种平淡、一种高洁而有创造性的生活。

    然而，他同时也需要生存，需要承担责任，而且他父亲的期望也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没有快乐的人。即使他干成了事情、施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