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最终走向了清流，认为津案乃义举，帝国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对列强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大不了一拍两散鱼死网破，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么曾国藩和曾纪泽，他们爷俩哪个更有道理呢？

    曾纪泽，当然是曾纪泽！

    历史课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这时候社会动乱的根由，是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一头独大的皇家权力，生产力就是开始进入以自由平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是极端的权力，一个是平民意识的觉醒，这两厢里的冲突与对接，是显而易见的。

    天津教案中的民众，之所以能够闹将起来，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憋屈，都上火，感觉到这世界对他们太不公道。尽管这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不公平，但皇权体制却是绝对的不公平。这个道理，日本天皇一家明白的最早，他们知道老百姓闹事，理由就是一个，感觉自己委屈了，如果感觉到自己委屈的老百姓数量太多，那么这个社会就麻烦了。

    所以日本迅速的实现了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也不见得有多么公平，但是从此天皇一家可以躲到了现代政治的幕后，借民选政治保护自己。一旦老百姓感觉到不公道闹将起来，自有首相一级的政治家在前面顶雷。所以日本有个杀首相的良好习风，等首相被杀，老百姓意识到自己闯了祸，一哄而散，天皇再笑咪咪的装没事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排一个新首相，等大家闹事时再杀之。

    所以日本有了民选政治这个缓冲板，就能够始终维持着政治体制不受冲击，不管社会有多么乱套，最终还会归复到旧有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爱新觉罗一家，就比较的让人上火。扬州教案，天津教案，民众之所以闹事，外国人只是个借口，本质的原因，是大家心里不痛快。而让大家不痛快的根子，就在于绝对不公平的权力体制上。如果爱新觉罗皇氏明白这个道理，赶紧立宪，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民国到来时代被连底盘一并掀翻。

    智慧是知时而进，愚蠢则是不知道应时而退。

    曾国藩明白这一点，但他已经60了，这事拜托给他的弟子李鸿章了。而李鸿章最终也未能说服爱新觉罗皇氏这一窝子蠢货，这就不是曾国藩的责任了。

    （7）对人不对事

    九月二十二日，细思古人工夫约有四端可效

    早饭后散行千步。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五次，李中堂坐甚久。午初，日本国使臣四人来见，谈颇久。中饭后散行千步。坐见之客六次，立见者二次。本日所见，皆送行之家，以余明日起程进亦也。剃头一次。纪鸿儿已午间来禀辞，将送眷口由水路赴江南，经纪泽则待余进京耳。夜将案上零件清理一番。闭目小坐。幕府来久谈，三更去。

    是日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

    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天津教案料理了个七七八八，曾国藩再度入京，又有新的麻烦，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到来。

    史家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上感觉到极度的差愧，内疚神明。实际上曾国藩唯一感觉到对不起的是天津知府、知县两名被流放的官员，其它地方，说理办事，没什么可内疚的。哪位看天津教案判得不公，你去判决好了，搁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