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张居正独霸朝廷，乾纲独断。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为皇帝做点实事，那就必须要牢牢地把握权力，松一点儿也不成。于是张居正亲自出任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读书，一边狂搞经济改革，大弄“一条鞭法”，也就是将所有的农业税赋全部打包统称农业税——他这一手可缺了大德了。他只想到在他这里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说想想你这边把农业税精减了，数千种税费并为一个称呼，这样的后果，是隔不了几天，就会有一群家伙出来：“嗯，农民的税赋太少了，怎么才一项呢，再加上八千八百八十八项，高额赋税是低收入者的光荣嘛。”

    有关张居正的改革，至少有几千本书讨论这事，众口一词说好好好，减轻农民负担，这还不好吗？但所有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改革的非制度性，以及张居正蹬腿之后所引发的帝国崩摧。任何事情的评价一旦回避了最终的恶果，结论当然是好好好。但实事求是地讲，张居正当为大明帝国毁灭第一人，原因就是他的改革太好了，好到了上前踹一脚，整个帝国就灭亡了的程度。

    要客观地评价张居正的改革，就要追本溯源，历说中国改革家对历史的影响。单只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人大名鼎鼎。

    头一个，就是商鞅。

    商鞅时代的中国，还不存在着皇家权力这可怕的怪物，当时的国君权力也很大，但却受到臣属的制约。大臣们拥有自己的封建领地，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还拥有在自己势力范围的立法及司法权力。总而言之，在商鞅之前，中国处于标准正宗的封建时代，所谓封建者也，封邦建国是也——比如说周天子取得天下，就要大封诸侯，一个诸侯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着合法的国家政权结构及组织。这种封建社会，权力架构形成了天然的相互制衡，一国之内，不是你国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必须要拉选票，争取大多数臣属的支持。反之，如果缺乏了臣属的支持，国君的号令就如同个槌子，没人理你。也就是说，在商鞅之前，秦国还不是专制集权国家，是一个权力体系比较松散的封建邦国。但是秦国国君超讨厌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于是他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热烈的号召——你们谁能够帮我实现权力的独裁，让我想杀谁就杀谁，想玩多少女人就玩多少女人……谁愿意帮我这个小忙？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人乐意干这缺德事。噢，你帮助一个野心家实现独裁的欲望，让他尽可以蹂躏天下民众，而你自己在其中却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怎么可能会有人干这种事呢？

    然而这种人硬是有——商鞅——突兀地跳出历史，从此抢了世人的眼珠，让人对此人的智力，产生了永恒的困惑。

    这种困惑就是——商鞅其人的智商，到底是高还是低？

    如果有人敢说他低，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评判。要知道，为了帮助秦国打造一个完美的独裁体制，商鞅绞尽了脑汁，想出了无数的办法。他首先摧毁了民众的自由移居权力——在他之前，民众是有权力自由移动的，但从商鞅而后，民众的这个权力取消了，实现了郡县制，所有的人都按照军营的结构，分排成列地居住在一起，而且十户人家，只允许拥有一柄菜刀——在此之前，民众同样是有权拥有武器的。民众拥有武器，即可以保护自身，更是用来反抗暴政的，但是商鞅成功地废除了民众的自我防卫权力，导致了皇家势力一头独大，从此民众沦为了鱼肉，由任官府肆意宰割，而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连武器都没有，你抵抗个屁啊。

    对于商鞅的恶搞，大批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坚决不同意的。商鞅也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统统杀掉，极权体制，需要的是又傻又蠢的民众，而知识分子是启蒙民众的，所以知识分子是权力天然的死敌。杀掉，统统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