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凶。

    然而当官的若然不凶，同样也会发生凶事。比如说明朝年间，当湖府的赵通判去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的百姓不想交租，就故意造谣说：“姓赵的从府库里带来了三千两纹银，专门用于赈济乞丐，大家快点去县府领银子去啊。”谣言迅速传开，一时间，数百名乞丐呜嗷怪叫着，将县府团团包围了起来。赵通判见外边来了这么多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隔着门问干什么，外边的乞丐大喊要银子，租户则高喊不要缴租。赵通判还想跟外边的人讲道理，说这租税不能不交，结果引发了外边乡人和乞丐的愤怒，重重地擂击府衙大门，吓得赵通判脸色惨白。

    由于害怕这些人冲进来，赵通判只好答应外边的人的要求，写了张免去当地租税的告示，贴了出去。可是乞丐们闹得更加热闹了，赵通判无奈，又将府衙库房里的两百张豆饼全都搬了出来，刚刚运到门口，就被众人哄抢一空。前面的抱着豆饼跑掉了，后面的人没有抢到豆饼，更加愤怒起来，吼声惊动天地，终于捣碎府衙的大门，冲了进来，赵通判跳后墙而逃，府衙竟然被乡民捣碎一空。

    这次事件之后，当地的乡民尝到了甜头，更加骄纵起来，无论官府有什么政策，一概加以反对，并纠众打跑府官，捣碎衙门。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迫得官兵出动，杀得当地百姓血流成河，十室九空，当地的民风才渐渐恢复以前的样子。

    当湖府城的民乱，起因就在于开始的时候缺乏雷霆之手段，官府一味容忍退让，最终导致了本是温和的百姓，也因此变得骄纵起来，最后沦为暴民，彻底失去了平和的本性。倘若是开始时官府就以凶对凶，铲除掉民众的凶戾意识，则当地的百姓，断不至于罹此大难。

    所以说，凶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管理手段。开始之所以凶，是为了防止管理失控后的大凶大暴。如果把凶视为目的，那就沦为了暴政，反倒失去人心，届时自食其果，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