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