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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命运自定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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