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出其最精锐的部队。著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宣布，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命令，不参加“剿共”战役，他将被解除职务；他的部队也要被解除武装。

    但是，一场奇怪的、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大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警卫人员投降，五十架飞机和它们的驾驶员也被扣押了。

    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的戏（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指出的那样）。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西安十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早晨5点钟，少帅的警卫队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挠时就开火了。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使蒋本人得以逃走。

    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地称蒋为“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