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