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都是去外夷，没准让那儿人给吃了，没人敢去。所以只有这些人去美国，去的时候长袍马褂大辫子，回来全都西装革履小分头，给李中堂磕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因为辫子是假的，别一磕头辫子掉了，大逆不道。

    可惜这些人学成的非常少，大概就第一批幼童有学成的，你想这一帮人到了美国，他们看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民主自由比专制要强得多，人家那儿见总统都直呼其名，咱这儿见皇上还得跪着，多不好意思。原来咱们中国派驻在国外的使节，新的使臣来旧的使臣要归国，得到码头上去迎接，新的使臣宣读圣旨，使馆全体人员跪在那儿，接这个圣旨。外国人就跟看耍猴的一样围一堆看，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太好玩了，念什么呢都在那儿趴着，念完圣旨以后才到使馆。后来中国人也感觉这个太有伤国体，所以就奏请朝廷批准，这仪式在使馆里举行，咱就别在码头上现眼了。因为在中国肯定都得在码头上，钦差大臣来了你得迎到码头上，你得出城多少里去迎，在那儿就得宣圣旨，就得跪着，你不能回到衙门了才跪接。公使夫人裹完小脚，晾晒裹脚的白布，洋人以为中国国丧，皇上死了，都来吊唁，惊闻大皇帝不幸去世，我们特来哀悼。中国人傻了，没这事啊。洋人说那你这儿为什么挂白布啊，那是裹脚布，洋人不懂好好的脚干吗要裹起来。好多观念一发生冲突，这一帮人就不愿意再接受清朝的封建统治，朝廷一看，坏了。

    于是下诏，召回当年出国的这批幼童。相当多的孩子没有完成学业就回来了，有的是上了大学，也有的不回来了，就在他那个寄养家庭的掩护下跑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五集的纪录片，当年好几个幼童跑了，跟当地人结婚，采访他们的孙子，长相完全是白人，而且只能说英文，一句中文都不会。而这些回来的人，就把先进的观念带了回来。

    应该学什么？

    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原因是什么？只引进技术不改进制度。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的制度比洋人好多了，独火器万不能及，就这一条不怎么样，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我们只需要学外国的军事技术就可以了，别的我们都不用学。我们远出西人之上，用得着跟他们学吗？他们应该跟咱们学。

    而郑观应认为：要学就得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体”，不能光学“用”。咱们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郑观应明确提出来不能这么干，人家“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你光学洋枪火炮轮船水雷这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代学习西方，日本学得比较彻底，包括1889年近代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甭管它多保守，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日本是在亚洲第一个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刻自序》。

    另外，对洋务运动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洋务运动得以兴起，原因在于一没内忧，大规模农民反抗运动刚刚被镇压。二没外患，列强忙于巩固既得利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中外各种势力暂时“和好”。而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刚刚萌发，比较弱小，所以没有人反抗朝廷。随着列强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两次鸦片战争得到的利益，他们不再满足。农民反抗虽然被镇压，但是以后农民还要进行反抗，资产阶级随着力量的强大也会起来反抗，内忧外患只是暂时平息，洋务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