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李师科争取的，与‘黄花岗精神’别无二致，但他在孤零零中，更有施教的意义。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言，七十二烈士其实不是直接的、长久的、切肤的，可是李师科是，他被迫把他二十五六岁以后的人生，都投身在错误的大前提里，七十二烈士是‘毁家纾难’；李师科呢，却是‘毁家做王八蛋’，在蒋家大团圆的照片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妈的，为什么毁的总是我们的家，纾的总是你们的难？”

    “李师科知道‘毁家纾难’这句成语吗？”

    “他大概没有使用‘毁家纾难’的水平。但何必一定要知道呢，他做到了，知不知道不重要了。”

    “说这是李师科的‘忠烈祠’，真是一个创见。”林光烈说。“中国自周朝以来，在有头有脸的人死后，政府会给死者一个谥号，以表彰他一生的功过。这种制度除秦朝一度中断外，都一路沿袭下来，成为特色。像曾国藩被谥为曾文正公、左宗棠被谥为左文襄公等等，多极了。官方的谥法以外，自周朝以来，也流行一种‘私谥’，就是德高望重的人死了，政府没给他官方的谥号，他的亲属、同乡、门生、故旧，却私下里送给他一个谥号，像春秋时的展禽，被私谥成惠字，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汉朝的陈寔，被私谥成文范先生；像隋朝的王通，被私谥成文中子等等，也多极了。如今李师科死了，他犯的是强盗之罪，身被恶名，当然进不了‘忠烈祠’，也得不到官方的肯定，但是，比照起传统中‘私谥’的例，我们也可来个私人的‘忠烈祠’，把李师科悲壮的一面、余哀的一面、凄凉的一面、慷慨的一面，都紧急集合在里面，不也很好吗？李师科其实一生忠烈，只是其忠其烈定位在个人尊严上面，认为个人尊严的维护应该先于国家尊严，尤其在国家不能维护个人尊严的变态情况下，个人应该勇于对抗国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国歌，岂不也正是个人的回响吗？岂不也正是国民之歌吗？只是，在这儿为李师科立庙的好心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未必能知道他们干的正是在为李师科立下‘忠烈祠’而已。至于谈到七十二烈士，我看七十二烈士应该会欢迎他呢，欢迎他变成第七十三。七十二位鬼雄地下有知，会惊讶的发现：由于他李师科的出现，他们才会开悟到：革命永远在被窃夺，七十二这个数字，是起点而非终点，反倒七十三这个数字是终点。李师科告诉我们，革命是群体的、粗枝大叶的，都有赖于个体的细腻去完成它，‘开天’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去‘补天’，‘补天’正所以完成‘开天’。补了的天，也许不如‘开天’先行者那么天衣无缝，但‘补天’是人间的真情实况、也是梦，诚惶诚恐的梦、小心翼翼的梦、疲惫不堪的梦。好奇怪，我们谈中国的，我却穿插出、联想出那首洋人的诗：

    践履慎轻置，

    吾梦不堪碎。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当年你这大学生排长摇头晃脑念的。”

    “李师科不但代七十二烈士做了他们做不成的梦，并且他得了七十二烈士那简明扼要的真传。看看那七十二烈士的领导人黄克强，他是那么木讷、那么纯朴、那么单纯而干脆，他的绝笔书里只有勇往直前的一意赴死，要做的，全无救国救民字眼，只是‘努力杀贼’而已，他另外也有家书给他儿子，也是‘努力杀贼’，不表其他。这就是七十二烈士领导人的革命理由，把对象锁定在一个‘贼’字上面，一切已尽其余。对黄克强说来，‘杀贼’就是革命的实践，就是诠释革命，革命不是长篇大论、谟议轩昂，革命就是‘杀贼’，杀掉反革命。李师科正是黄克强作风。对他李师科说来，反抗这个假国家伪政府，就是‘抢钱’、抢它的钱，就是革命、就是复仇、就是正义、就是邻居小女儿脱离一生穷困的基点，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理由与精神、舍己为人、慷慨赴义、牺牲一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