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总是说，争斗都是相互的，是没有对错的。不，物种起源都可以逆流追溯到几百年前，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怎么会没有对错、没有责任源呢？

    元丰榜，是一切的源头。

    这份名单报上去，高滔滔顿时神清气爽、老怀大畅。众位北方爱卿，真乃国家的传统栋梁，一切照办。当然，为了突出重点，蔡确仍然要从重处理……嗯，算了，还是由哀家亲自来办。

    高滔滔找来了首席元老文彦博，问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他就是例子。当年平定内敌支援西北的鹰派人物不见了，他对外非常的软，第一个赞同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给西夏；对内异常的凶残，他建议把蔡确贬过岭南，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去当官。

    宋朝时的岭南地区是荒蛮之地，把半老的蔡确贬到那里去，和当年贬寇准到海南一样，是明摆着的政治迫害，要置蔡确于死地。

    这个决定别说是新党，在旧党内部都通不过去。范纯仁找到了逐渐升到权力核心的吕大防说，岭南荆棘之地至今有七八十年没有政治犯下放了，现在贬蔡确过去容易，我担心不久之后斗争升级，我们一旦失手，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吕大防心惊肉跳，从熙宁到元祐，政坛风水已经换了三次，有没有第四次谁说得准。想来想去，他带人去见高滔滔，贬蔡确可以，换个人道点的地方成吗？

    不行！

    高滔滔厉声在垂帘后喝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领袖发狠到这地步，谁还能说什么，蔡确就这样被贬到了南海之滨。随后是元丰榜上的人，各位新法名人们注意了，从这时起他们身边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有天才的吴处厚为榜样，鬼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罪名掉下来，把谁砸成蔡确第二。

    最小心的人是吕惠卿。他的处境是最尴尬的，旧党视他为死仇，新党看他是叛徒，里外不是人，天下虽大，他却没一个朋友，还要提防每一个人。

    怎么办，还要生存下去，百般无奈，只好严格要求自己。在9年之间，他小心到连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他生怕自己稍一不留神得了感冒，都有人告发他在旧党领导下的光明世界里活得不快乐。生病绝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阴暗才是主要原因！

    其余的人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在不断地折磨下，有些人消沉了，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却在沉默中积聚着怒火，这是不公平的。当年新党上台，大批的旧党官员出京外职，可王安石从来没有迫害过他们，甚至给的职位都是肥缺，才造成了后来他们阳奉阴违扰乱新法。

    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台，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

    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下去。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了新党全体所有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吕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