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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士大夫阶层
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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