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青时代就风行全国，20多年以后，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辨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