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听候发落。其中孔道辅、范仲淹的遭遇是最经典的，皇宫、家、城门变成了三点一线，太监们、宫使们如影随行，没有半点的停留，把他们直接赶出京城，变成地方官。

    其余的蒋堂、郭劝、杨偕、马绛等人或降职、或罚款，凡是参与者人人有份，无一幸免。于是效果就出来了，不再是什么杀一儆百，而是真正的全军覆没。并且更加惨痛的是，这件事变成了宋朝言官们椎心刺骨的噩梦，他们的权力瞬间缩水，丢掉了最重要、以及最基本的两种武器。

    诏书里明文规定，从此言官们再想说什么话，只能私下里偷偷写好奏章，再通过非正式渠道转达，才能请皇上过目（密具章疏）。这也就是说，他们连正常上书，让文武百官第一时间知道他们弹劾了什么，都做不到了；

    再不准拉帮结伙，一窝蜂地找皇帝、宰相搞集体辩论（勿得相率请对）。这就是说，他们从此丢了要求和皇帝面谈的特权。

    那么综上所述，还能再找出什么言官的权力吗？不能说、也不能写，能做的似乎只有沉默。理解到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吕大宰相所渴望的理想办公环境是怎样的了——不仅要为所欲为，而且对反对的声音都零忍耐。

    要荣耀且清静地生活！

    多么强悍的人生，但是副作用也跟着出现。

    你能压倒言官，但真能压制声音吗？

    前者只要有权力就可以做到，后者就纯粹是做梦，要知道就连残暴凶狠到秦始皇、汉武帝的程度，当时都有记载君王暴行的史书留存了下来，一个宋朝和平时期的浅资历宰相，再加上一个刚亲政的24岁小皇帝，就想让天下人都闭嘴？

    尤其是只用了贬官、罚俸这样的小招数。

    当天的开封南城外，出现了集会抗议的场面，那是为范仲淹第二次贬官送行的队伍。时间往前翻，上次是5年前的天圣六年，那时他因为要刘娥退位，被赶出了京城。那一次也是百官送行，大家举酒致敬——“范君此行，极为光耀。”这一次，他被当天遣送，时间太急迫了，可是仍然有官员紧急赶到了南城。

    再次举酒——“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范仲淹有点苦笑，做了点分内的事，有那么大不了吗？他随口作了首诗回赠给这些不畏强权的朋友，同时也给这个事件定了性：“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话里话外，他仍然在强调废皇后是要不得的，并且他们言官这一次绝对没有错。

    那么错的是谁？前因后果细细思量，他把目标精确地锁定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吕夷简。从头到尾，只有这个人是错的，除了吕夷简之外，没有坏人！

    这个极端的论断在公元1033年时的范仲淹的心里是半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偏激的。范仲淹的人生分几个阶段，在这时他的眼里世界只有黑白两色，不为忠者即为奸，非此即彼，绝无混淆。而且分析起来证据确凿。比如说，皇后错了吗？

    言官们早有答案，“郭后自居宫中，不闻有过……”至于耳光门事件，言官们选择性失明；

    皇帝错了吗？

    答案是错了，但是情有可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太年轻，而且刚刚亲政，做什么都没有经验，正是需要大臣们辅佐的时候，而皇帝也及时地向大臣咨询了，结果却这样糟，正说明了该大臣的该死性。

    问题集中到了吕夷简的身上，根据范仲淹的思维，这人从根错到了梢，从头坏到了脚，无论是原则上、还是细节上，都堪称人渣，无可救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支持废皇后就等同于赶走亲妈，这是在人伦上的堕落，连最基本的人格都已丧失；其次，此人在与言官的较量中只重势力，不顾道义，明里一套很光明，让言官们奔走在政事堂、大殿等最正规场合，可转过身后，就开始暗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