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

    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多么的坚贞、倔犟、可爱，但又幼稚啊。其实一句话就足以看到他的结局——你不是在课堂上，你是在官场上。这是谁说得对，谁就会胜利的地方吗？就是争一块豆腐，也是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势力。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范仲淹已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这个事必须得仔细地说明一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分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分，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

    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呢？“君子”们的标准就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

    这是个尖锐、实际的问题。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如果不能，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甚至命令别人去服从？

    那对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呢？

    身在现代，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在进步，思维无永恒，可在宋朝仁宗景祐三年时，这些问题早就有了终极答案，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也就是他的势力，绝对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其信心的来源，就在于熟读的圣贤之书，以及自己优秀的个人品德操守。

    我按照对的做了，所以只要你们与我不同，那么你们就是错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不是显得很无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一点都不，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一样，是人类曾经的真理。

    并且要强调一下，如果上面的思维状态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而不走样的话，那么宋朝就不会有所谓的南宋，北宋就会一直存在。它之所以灭亡了，就因为连这样的准则都没法坚持，后来的争斗根本就与对错无关，只与意气有关，只与恩怨有关！

    好了，回到当时，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的势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们的结合方式。人，基本都很年轻，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

    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们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