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这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临行前，十里长亭仍旧有人来送他，那是携酒而来的王质，他举杯致意——“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从“极为”到“愈为”，再到现在的“尤为”，他的品德与意志逐年叠加，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君子道德人士们的一面旗帜。可是光阴似箭，范仲淹已经46岁了！一生至此，老之将至，成就何在？难道就只是一些虚幻的，于国于民都没什么用的圣贤光环吗？！

    范仲淹凄然苦笑，再没有上两次的热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羊，就当是我的祭品吧。说完上路，把多年以来的追求和京城都抛在脑后，他眼前的路，变得宽广光明，从今而始，忘身许国，要做实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当时正好有位辽国的使者进京，该仁兄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追星族？羡慕宋朝的风气文化？还是说看出这里的乐子，回国张扬一下？他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贴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你们该是干嘛的，就只能去干什么，职务之外，不许乱操心！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已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还玩这些假招子有什么用？

    虎狼屯于陛下，尚谈因果，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