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往往又贪婪、又狭隘、既爱生病，还特别的会骂人，一点正经事都做不动了，还绝对的自以为是！

    先从他们的日常工作说起，老人帮们真正做到了严肃、认真、积极、活泼，把中书省政事堂变成了一个让人无法捉摸、应接不暇的精彩世界。

    说严肃，两位首相大人王随、陈尧佐以身作则，每天上班之前都要先练习一下怎样使面部神经坏死。两人见面必定铁脸相对，火花四射。理由很充分，从拜相制颁布时起就埋下了导火索——咱俩到底谁小谁大？

    谁是首相啊？

    看年岁，陈尧佐大了整10岁，那可是花甲之年以上的10岁，多不容易。看资历，陈大学长是当时所有进士的前辈，再看能力……嗯，能力就算了，两人实在差不多。从哪点上陈也要先于王吧？但王很不服，以诏书为证，皇帝亲提，王随名列中书第一人，当然我是真正的首相！

    于是两人见面就掐，掐完了就生气，一气就病，病了就告假，休息好了继续掐。如此恶性循环，赵祯也拿他们没办法，堂堂天朝上国，怎能让宰相带病工作？于是皇恩浩荡，特诏王随五日一朝，几乎是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至于陈尧佐，更是有样学样，更上层楼，谁让他更老10周岁？

    周而复始，怒极而笑，当时人称“中书翻为养病坊”，整个一个疗养院！

    再说认真。古语有云——少年戒色、中年戒刚、老年戒贪。可见这是人类通病，所以犯了也就犯了，谁还真是圣人呢？但问题是你别认真的犯病啊！这些老人们对正经工作的态度非常统一，那就是尽量不生事，谁也别挑刺，我们都老了，要平安地保住晚节。

    另一方面，就是都极其地慈祥。他们生了那么多的子孙后代，都得在死之前安排好后路才行。具体表现，王随照样走在了前头，他不仅提拔自己的子孙，还把亲朋好友也塞进肥缺部门，并且还留意起了自己的来生。他“延纳僧道，信奉巫祝。”把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都崇敬个遍，至于外界的议论，活到他这个岁数早就都看开了。他“贻诮中外，怡然自居。”你们骂你们的，关我什么事？

    陈尧佐和韩亿就没他这么出格，他们很务实。陈尧佐的儿子原是监左藏库使，还没任满，就被老父亲越级升职，做到了三门白波发运使，从此可以跑外了。

    韩亿更绝，他先是向皇上请命，我是参知政事了，可以荫补自己的儿子了，请把我的儿子韩综荫为群牧判官。赵祯准奏，可是诏书都发下去了，韩亿却突然间反悔。陛下，韩综的事先放一放，我想让另一个儿子韩纲当这个官，行不？

    ……赵祯只觉得头晕目眩，可真正呕吐的事马上就来了。那是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的科考，国家开科取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大事之一了，却不料闹得啼笑皆非，笑话经久绵长。首先仁宗陛下心特软，他登基之后看到常年考试、屡试不中的举子就心疼，于是特下诏书，凡是考进士科过5次，年过50的，其他诸科考过6次，年过60的，进士科经过殿试3次、诸科经过5次，外加真宗朝御试没合格的举子，都可以免试，直接当官。

    多么优厚，真是万民称颂，可事情过了头就都是坏事。皇帝心软，举子们突然间海量增加，一窝蜂地冲进学堂混出身，再一窝蜂地冲进京城考试，他们认清形势了，考试就像做官一样，别管成绩如何，只要不断地考，就一定能出头！

    结果景祐四年这一科，逼着仁宗小下了一次狠手，非常例外地严格了些，落榜者相应地变多，但怨气却来自不平。这一科京试的解元居然是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韩亿的四个子孙一齐应试，居然全部命中，无一落榜！

    京师一片哗然，各地举子方言尽出，把上至两府宰执，下到陈、韩的子孙后代都问候了一下，其中产生了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