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餐桌上，穿着睡袍的妈妈喝着咖啡，眼睛盯着桌上摊开的报纸。

    “得——得——蒙——”

    安安挤在妈妈身边，用手指着报上的字，“得——蒙——斯——斯——”

    “你挡着我了，安安！”妈妈试图把安安推开。

    “妈妈，”安安眼睛一刻不曾离开手指按着的那个字，“妈妈，得——蒙——斯——特拉——特拉——熊是什么？”

    “哦！”

    “Demonstration，”妈妈说，“是示威游行。”

    “你可以让我安静地看报纸吗？”

    “卡——卡——皮——土土土——拉——”安安根本没听见，他的手指和眼睛移到另一块，“卡皮土拉——拉熊——是什么？”

    “Ka-pi—tu—la—tion，”妈妈说，“是投降的意思。”

    “哥——哥——匪——”不等他念完，妈妈已经把报纸抽走，躲到厕所去了。

    这是安安最新的游戏，自今年八月上小学以来。坐在餐桌上，他的眼睛盯着桌上的果汁盒，“欧——润——精——沙——夫——特——啊，柳丁汁。”结结巴巴的，很正确的，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发音。走在马路上，他看着身躯庞大的公车，“孤——特——摸——根——啊——”他恍然大悟地惊喜：“早安嘛！”家中有客人来访，他紧迫地盯着客人的胸部，两眼直直地自语：

    “堵——必——是——”

    客人转身，他跟着溜到前头。“堵——必——是——豆——豆——腐——”

    哈哈哈哈哈，他笑，笑得在地上打滚，“堵必是豆腐，你是个蠢蛋！堵必是豆腐……”

    那种快乐，确实像一个瞎子突然看见了世界，用张开的眼睛。’妈妈瞅着在地上像驴子打滚的小男孩，突然想到，或许幼稚园里不教认字是对的，急什么呢？童年那么短，那么珍贵。现在，廿个孩子从ABCD一块儿出发，抢先认了字的孩子，大概有两三个吧，反而坐在教室里发呆。其他的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兴奋地发现字的世界。

    《经济学人》周刊上有个统计数字让妈妈眼睛亮了一下。一年级学童每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在家庭作业上？美国：一点八小时。日本：三点七小时。台湾：八小时。

    “我的天！”妈妈暗叫一声。她开始计算安安写作业的时间。花花纷纷、四四方方一个大书包，里头通常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盒笔。课本都留在学校里，“背回来太重了，老师说。”每天的作业，是一张纸，上面要写四行字，用粗粗的蜡笔写一张，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鹅卵石那么大，也就是说，一整面写完，如果是写驴子ESEL这个字，四行总共也不过是十六个字。

    安安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写完。如果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踢踢桌子、踢踢椅子，在本子上画一辆汽车两只狗；如果他突然开始玩铅笔、折飞机、数树林里捡来的栗子，如果他开始“走神”的话，时间当然要长一点。但是他真正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每天最多不过三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周五天，总共一百五十分钟，也就是二点五小时，比美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你得知道，美国孩子一般下午三点才下课，安安可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就放学了。

    然后就是自己玩的时间。玩，玩，玩。每年回台湾，妈妈得为安安和飞飞到法兰克福台湾代表处申请签证。申请书上总有一栏，问此申请人职业为何？妈妈规矩地填上“玩玩玩”。申请人访台目的？“玩玩玩”。如果有一栏问申请人专长，妈妈想必也会填上“玩玩玩”。

    台湾七岁的孩子要花八个小时写作业吗？妈妈有健忘症，已经不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往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多么不愿意写作业。为了作业而说谎是她变坏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