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生长于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是北京重工业集中地：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一个挨一个，集中在这块地方，终日黑烟笼罩。刚建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绝对属于荒蛮之地。我有一张一九四九年解放版的最新北平大地图，上面对于广渠门外的垂杨柳，没有任何标示。当时的决策者无法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存在的互联网、基因组或艾滋病，他们根据京城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民国北平逾千年的扩张速率，认定在北京变成沙漠之前，垂杨柳都会属于荒蛮之地，于是把所有重工业都迁移到这里集中管理。不足五十年后，北京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城。开了一个亚运会，一条东三环路由北向南穿过大北窑、通惠渠和垂杨柳，挑起一个所谓中央商务区。写字楼、饭店、酒吧、色情业在这里集中。每到中午饭点，所谓白领们从写字楼里鱼贯而出，迅速占领写字楼周围各个角落里各个劣等家常菜馆，男的吃的时候，事儿事儿地把领带甩到背后躲开油星儿，女的吃完，事儿事儿地对着口红盒子里的小镜子补妆。每到公安局需要完成指标，扫黄打非的时候，雅称“小姐”、“少爷”的野鸡、暗娼、土鸭们提出成皮包的现金，衣锦还乡，笑傲故里，东三环上所有的银行储蓄所一时头寸吃紧，一辆辆武装运钞车从别处调来成箱成箱的现金。垂杨柳的重工业工厂忽然发现，他们最值钱的资产是他们厂房下面的地皮。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垂杨柳这个地名充满诗意，好象“点绛唇”、“醉花阴”之类的词牌。写完一篇文章，落款标上“某年某月于垂杨柳，杀青斯竟”，很旖妮的感觉。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杨树，也没有多少柳树。我所在的小学每年春天植树节，都会强迫学生们在学校门前挖坑种树。我们在学校门前追打玩耍，对着树练习少林功夫，那些树没有一棵能活下来，于是我们第二年挖坑再种。有些杨树，长了一身叫杨喇子的虫子，沾在皮肤上就是又红又肿的印子。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杨树，恶霸一样横行乡里，睥睨地方，没人敢近身。夏天，杨树上趴满了“知了”，太阳一洒下来，就扯着脖子喊“伏天”，好象谁不知道似的。有些柳树，没水可依，在阴凉的地方糗着，叶子枯黄，枝条零乱，仿佛没睡醒的大妈蓬了头发出来，瞧着谁都不顺眼，清清嗓子准备骂街。楼群间多的是榆树和槐树，树上长满了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枝叶上拉出长长的绿丝，密密麻麻地象张帘子，每根绿丝下面，都坠着一个绿肉“吊死鬼”。无数小贩在街上摆着小摊，和大妈老婶两分一毛地争论价格，在秤上缺斤短两。他们的头发，枝条零乱，指甲缝里长年有均匀浓重的黑泥，没有生意的时候，太阳洒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注视过往姑娘的酥胸大腿，一尺长的西瓜刀在手上晃动，痴想自己或许有一天也能成为恶霸，横行乡里，睥睨地方。“五一”、“十一”、亚运会之类的运动来了，他们被认为有碍市容，通通赶到楼群里，和“吊死鬼”们在一起出没。总之，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任何诗意，绝不会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绝不会让人想起如果有杨柳一样依依的姑娘，可以伸手揽住她杨柳一样的腰身。

    我的老妈在这个叫垂杨柳的地方声名赫赫。她熟悉方圆五里所有的职能部门，卖肉的、卖菜的、收税的、邮局的、管卫生的、扫大街的、派出所的、保健站的都管她叫“老妈”。她能平定方圆五里所有的事情，我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妈的干儿子干女儿，我要叫十几声哥哥姐姐。一次，老妈办事回来，叫“热”，打开冰箱，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一整瓶燕京啤酒进肚。当时我的一个同学目击了全过程，对老妈的存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老妈如果振臂一呼，垂杨柳就独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