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

    见信好。

    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协和医科大学认真学过八年医术，正经科班念到医学博士，从DNA、RNA到细胞到组织到大体解剖，从生理到病理到药理，从中医科到内科到神经科到精神科到妇产科。十多年前，学完八年医术之后，饮酒后，呕吐后，枯坐思考后，我决定不再做医生。

    当时决定不做医生，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怀疑医生到底能干什么。

    学医的最后三年，我在基因和组织学层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越觉得生死联系太紧密，甚至可以说，挖到根儿上，生死本来是一件事儿，不二。多数病是治疗不好的，是要靠自身免疫能力自己好的。我眼看着这三年跟踪的卵巢癌病人，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再化疗，三年内，无论医生如何处理，小一半的死去，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怀着对生的无限眷恋和对死的毫无把握，死去。

    第二个原因是担心做医生越来越艰难。

    其实，学了一阵儿医之后，我基本明白了，医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科学，医学从来就应该是：to cure,sometimes.to alleviate,moreoften.to comfort,always（偶尔治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我当时担心的是，这么做，除了救死扶伤的精神愉悦之外，医生还能收获什么？完全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医生又能精神愉悦多久？人体组织结构和解剖结构之上有疾病，疾病之上有病人，病人旁边有医生，医生之上有医院，医院之上有卫生部和发改委和财政部，医院旁边有保险机构，保险机构之上有保监会和社保部。在现代社会，医生治疗病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活动。在医疗卫生上，国内强调平均、平等、“全民享有医疗保健”，强调计划调节、远离市场。“药已经那么贵了，就只能压低医生的收入，医院就只能以药养医。”美国的医生收入好些，但是，不但诉讼横行，而且也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问题：“如果新生产出一种救命的药物，成本十万，定价一千万，合理吗？应该管吗？新药定价一千万，是应该给付得起的病人吃呢，还是应该给所有有适用症的病人吃呢？美国百分之三十的医疗费用花在两年内要死的人群上，合理吗？”

    医学院毕业之后，不碰医疗十多年之后，现在主要的卫生指标（平均寿命、新生儿死亡率等等）越来越好，医疗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令人担忧：整体素质加速变差的医护群体，将多种不满发泄到医护个人身上的加速老龄化的病人群体，只凑热闹、求耸人听闻、基本不深入思考的自以为是的媒体。

    和过去一样，医学生继续穷困，继续请不起美丽的护士小姐吃宵夜。和过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穷困。房价比过去高五倍到十倍，原来在北京三环边上买个二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骑车上下班。现在在“泛北京”的河北燕郊买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太远，骑车上下班不可能，怀孕了，挤地铁和公交怕早产，想买个QQ车代步，北京市车辆限购令出台了。小大夫熬到副教授，医院里同一科室里的正教授还有四十多名，一周轮不到一台手术，每次手术都是下午五点之后开始。和过去相比，大大夫的挂号费涨了点，还是在一本时尚杂志的价格上下，一上午还是要看几十个病人，还是要忍尿忍屎忍饿忍饥，每个病人还是只能给几分钟的问诊时间。大医院继续像战时医院或者灾后医院，从黑夜到白天，大医院到处是病人和陪病人来的家属，目光所及都是临时病床和支起的吊瓶。病人继续不像人一样被关怀，没有多少医生能有时间和耐心去安慰、缓解、治愈。

    和过去不一样，除了穷困，医生开始有生命之忧了，个别享受不到基本服务的病人开始动手了。“几年前我们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