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地讲解了半天，并且对我表示了鼓励和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观念很超前啊”，他这样说：当然我也由衷地表示，他肯这样花时间，热心无偿地帮助一个陌生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啊”。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了法院。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气势汹汹地要书中年接待男，“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我忘了是叫民事诉讼立案表还是什么)来!”接待男根据这个年轻人的狰狞嘴脸，看出他已经成为一个诉讼常识方面的暴发户，下是乖乖地摸出了一份表格；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找，或者难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打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的民事立案庭(民事调解办公室?)去“试试”,我试图再多请救两句，“你上那边问吧，”她说，接着她又说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务员用语，“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那个民事诉讼立案庭在巾華灰头t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队，听到前面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这使得我在排队过程中感到越来越没底气，除非我申述的时候他们能给我清场，不然我实在没勇气在这样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把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坦然地说出来，何况，每一个老乡说完之后，立案庭的中年妇女都会用让人彻底绝望的口气重复同一句话，“哎呀。问志，你这个事情很难办啊”终干，到了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我逃离厂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厂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牛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人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比如“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孤朋狗友都去远近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現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除了对我这个做法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也是平淡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市医院门出发，放着录音口号，敲著鼓，经过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门口会多待一会儿，可能还应该呼唤马脸男出来对个话什么的，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创意)州委，州政府，最后到达位于铁南(即铁路之南)的“三育”学校门口，这个倒霉学校刚好在一条大马路的边上，所以基本上，当造型醒目的我，我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录音机可以暂时地改放一会儿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儿一杵，就会引起足够的围观了。我想如果我能坚持上一个星期，这个干巴掌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就都该知遭这件事了。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然后就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门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拨打电话询问，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