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难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评价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