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账，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