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拜访“第二处”。各报记者一般与“政工处”打交道，对“第二处”向来敬而远之。这一次要破例。然而要找到“第二处”，对这几位记者来说还是新课题。

    西南长官公署即抗日时期“军委会”原址，范围很大，房屋众多，机关林立。从下半城金紫门进公署大门，过广场，上大台阶经过几幢大厅，又下石梯，从左侧又上坡，拐弯进小门，旁边不远处有一条为人不易发现的小巷，穿过小巷即“别有天地”——一幢讲究的三层西式洋楼，登楼就是大会议室，正房就是二处的处长办公室。如果从老街公署后门走就近多了，但门警森严，非此中人不得入内。1948年《挺进报》的一位外围发行员，因不知老街底细，只认为是连接大马路的僻巷，在散发报纸时，被“后门”的门卫拉了进去。

    这几位进步记者分途寻访第二处，东询西访，处处碰壁。有位记者本领不小，从大门摸索到了后门内的一个外会客室，接近那条不易为人发现的小巷，正迟疑不前，恰好遇见一位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熟面孔匆匆路过，便问：“二处走哪边？”那熟面孔不经意地朝小巷一指。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者们闯进了二楼，直叩处长办公室大门。

    “笃！笃笃！”里面习惯地应声：“进来！”进来的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一位陌生人。

    记者送上名片，说明来意，徐远举压住惊恐，故作镇静地说：“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迄今没有接到毛人凤局长关于释放张、杨二人的确切通知。请诸位理解，我是军人，只知服从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