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间:2001年十强赛到2004年G7革命前
2001年10月是个分水岭,中国国家足球队史上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举国狂欢,但就像那场特洛伊战争,当雅典舰队退去,一个巨大的木马正待进城。
几乎在冲进世界杯同一天,一场比赛中竟然出现11比2这样在乒乓球赛中才会出现的比分。44年来首次出线加上“11∶2”事件,尴尬之余阎世铎发明了一个很雷人的现代汉语结构——“光荣的耻辱”。
这个时候人们对足球的认识还是很山寨的,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民族英雄,各路企业动辄斥金百万奖励队员,阎世铎仕途一片光明……可是,就像加入tO,得到世界的优惠同时也意味着承担世界的责任,当中国足球成为世界32强之一,必须承担这个名份带来的压力。比如,国际著名的博彩公司肯定要给你开盘,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博彩已合法化,这是推动职业体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符合足球全球化的规律。
我们只知道自己进入世界杯,不知道必然也进入盘口,整个日韩世界杯期间中国队连输3场共丢9球,被认为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丢了民族的脸面”。甚至还忽略了一个新闻:范志毅被曝在世界杯期间通过渠道向境外博彩公司下注。这个新闻曝出后,范志毅大怒之余打官司……大家只关心这是道德层面的事情,甚至被范志毅和老婆之间的纷争吸引,为他在欧洲踢球的前途担忧。最后,这条富有深意的新闻被做成很有八卦性质的东西。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那段时间无论阎世铎还是杨一民,都在想怎么把澳门博彩公司的钱要到手,为此还动用了律师,可律师也不懂,于是此事一直纠结着。
澳门博彩公司觉得中国足协的想法很不入流,他们的代表说:英超确实有版权费一说,但这是该国法律规定的。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国,却无此法律,我们自开盘以来从未向上述国家支付过版权费,理由是——球赛比分、球员状态、预测属于公众基本信息,和天气预报是一个道理,电视台不应向气象台交纳预报费,博彩公司也不该支付版权费,足球运动是一项公众项目,更深的考虑是,如果博彩公司向该国足协支付一笔钱,很容易被认为博彩公司有操纵联赛的嫌疑。
澳门以及欧洲博彩公司还是开盘了。中国社会的观念在这8年中迅速变迁,再也不会出现1995年那样的为球队保级而跳楼的球迷,只会有为股票而跳楼的股民,球迷也不会保卫X?X了,大家只会保护自己的钱包。中国足球从来都离不开社会背景变幻,这时候参与到澳门博彩的球迷不计其数,球员也参与其中。
2003年,可以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参加赌球的人们,保卫城市已很土了,金钱的刺激才是王道,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主队球迷为客队输球垂头丧气,因为他押错盘了,渐渐地,也会看到某个年轻球员攻入客队一球后,老队员竟小声斥责他。最后,就是整支球队分裂成数个赌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