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所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

    如上是荀子所作的关于“性恶”论及“礼”的一个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况博学善辩，年轻时便到学者荟萃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齐襄王时曾三次被推为“祭酒”（学宫之长），成为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以后，他游历秦、赵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同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讨论富国强兵问题。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况也受株连而免官，居于兰陵，直至老死。

    荀况在教育上和著述上很有成就。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今本《荀子》32篇除最后6篇一般认为是荀况门人所记外，其余各篇都是荀况的著述。

    如果说孟轲承继子思学说，形成了儒家正统派的话，那么荀况则猛烈抨击子思、孟轲，形成了儒家内部的反对派。荀况反对孟轲，不在于反对孟轲对人的重视和高扬，而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孟轲不同。荀、孟分歧的基本点在于：孟轲对人的理解，重在发掘出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内部世界拓展出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相反，荀况对人的理解，则重在肯定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外部世界入手来塑造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简言之，孟轲是由“内圣”而“外王”，荀况则由“外王”而“内圣”。这种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荀、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荀况的独树一帜的人学体系。

    在《荀子》一书中，荀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荀况指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变化。他认为，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有不同的职能。同时，荀况又强调，人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强加于自然界，但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与其崇拜天、歌颂天，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将天驯服；与其顺从天、歌颂天，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使之为人类造福。

    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荀子》一书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伪”之分，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品质区分开来。他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礼义规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对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争夺，导致强者害弱，众者暴寡，天下大乱。总之，人性恶而非善。孟轲讲人性善，是不对的。荀况又认为，必须对人的恶的自然属性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礼义规范的善的社会品质。这种善的社会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伪”，是人为的意思，指人的社会品质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于文化环境影响，经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