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