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钟嵘《诗品》

    古时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鸟啼莺鸣、四季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间，曾有7位名士会聚此地，他们在此饮酒做诗、谈玄论道，远离尘嚣，忘情于山水之间。这七位世称“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

    这7位何以会聚于此呢？这要从正始时代说起了。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有“正始文学”之称，包括从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晋立国（265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经过沉闷的汉代经学之后，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中，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以《周易》、《老子》、为其思想基础，重点讨论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就是要用“自然”来对抗“名教”。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极为残酷的。正始十年，司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扫陵之机发动兵变，成功后大肆诛杀曹氏集团，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后来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别杀掉了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同时司马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残酷，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为了给篡权做准备，极力提倡儒家的礼法。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人们的性命都悬于刀口之上，他们只能消极避世，再也不敢或不愿涉足时政了。

    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改变了文学的走向。同处乱世，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要人们及时行乐，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学则慷慨雄壮，激励人们通过建立丰功伟绩来延续自己短暂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两者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路径。但是正始文学却强调人生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压迫，所以他们强烈地抨击儒学名教，但是他们也无法找到出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危机四伏，所以正始文人们很少直接涉及现实生活，多是转向抒写个人忧愤或者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哲理性进行思考。

    在“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旧赋》和《难养生论》，刘伶的《酒德颂》也比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少时就博览群书，对《老子》和尤为喜爱，所以崇尚自然；他对曹魏末年的政治腐败深感不满，对名教道德礼俗更为不屑，史载他会“青白眼”，对礼俗之士就以白眼视之，对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作，表达了他对玄学的思考和对礼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个超然物外、与天地同生、与道合一的偶像，表达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赞美“君子”，实际上是描绘了“君子”的迂腐虚伪，又通过“大人”对“君子”的批驳，抨击了礼法的虚伪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能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吃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宇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

    阮籍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整日以酒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极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