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像，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获得，与辽文学以来的、在中国北部文学中的任情率真的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中，已把辽文学以来的任情率真的特点与汉族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积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正因此，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文学具有与宋代文学的不同特色，和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杂剧）的联系也比宋代文学来得密切。这种特色使元好问自己的诗词受到了后人相当高的评价。赵翼说：“（遗山古体诗）构思菒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轼）、陆（游）亦不及也。七言诗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况周颐评其词，则谓为“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这些评价虽不尽确，但也足以说明他在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