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他们在文坛很早就形成的前驱地位与官场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与体验。再者他们虽欲流自性灵，抒发自我，但他们缺乏造成委曲激荡的绝立孤独境界。他们虽与复古派文见相左，然而他们内部一直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体。兄弟间的亲情加上文学上的同道将他们的情感牵系得愈发紧密无间。手与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又哪有除了亲切体贴之外的更复杂多变的情感？将心整个地交出，尚嫌笔不能随心，文字不够真切。在他们动笔之时，除了那些有关论文学主张的文字，面对他们的假象读者是至亲与密友，而不是需要说服与感化的对手。而这层关系又影响着他们的为文处人，扩散进整个文风。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将孤独感转为对二位兄长的怀念与对参禅的深入。对禅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张扬，最多是寄情山水了。《袁中郎尺牍·徐汉明》里，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这四种人中也只愿做适世者。“虽于世无所忤逆，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就是一种不明不暗的中庸状态了。袁宏道的后期文章更趋于平淡，看来也理所应当，就是多活几年，大概也不过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