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问题。黄宗羲又提出“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