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经学通志》中却不这样看，他把严复作为晚清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于“易学家”之列，而且将《天演论》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这里所揭示的严复翻译的内在旨趣，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到了晚年变得“保守”了，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严复也不乏特殊的意义。本杰明·史华兹的杰出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发挥作者的观点说：“严复认为，除开西方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所以尚未为西方评论家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被通过其他观念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使处在新境况中的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这些问题作一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

    在现今各种西方理论盛行的时代中，重新发现严复等这些率先引进西方理论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志趣，将有益于我们继续思考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将如何自处与自持。